Anthropic 15 億美元著作權和解引爭議：出版商與經紀公司竟向作者爭奪賠償金

Anthropic 去年與作者團體達成的 15 億美元（約 117 億港元）著作權集體訴訟和解協議，在於 7 月獲得法院最終批准並開始分配款項後，正引發一場意想不到的風暴——大量作者在社交媒體上公開控訴，稱出版商和文學經紀公司正試圖從本應屬於他們的賠償金中不當索取份額。

這起爭議不僅關乎 Anthropic 和 AI 訓練資料的版權問題，更凸顯了在 AI 時代的著作權補償機制中，即使賠償金額已定，如何準確地將資金送到真正的權利人手中，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和解協議的背景與分配機制

Anthropic 在去年與作者達成這項集體訴訟和解，源於一系列指控 Anthropic 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使用受版權保護的書籍訓練其 AI 模型的訴訟。關鍵的法律背景是：聯邦法官裁定 使用版權材料訓練 AI 模型屬於合理使用（fair use） ，但 未經授權複製（pirating）這些材料則不屬合理使用——這條微妙的界線為整個和解奠定了基礎。

根據和解條款，近 50 萬本書籍的作者將獲得每本被盜用作品 3,000 美元（約 23,400 港元） 的賠償。如果該書籍仍由傳統出版社印刷發行（in-print），款項將由作者和出版商 50/50 平分。如果書籍是自助出版（self-published），或者出版商已將權利歸還給作者（out-of-print），那麼作者應獲得全部賠償金。

看起來簡單明瞭的規則，在實際執行中卻暴露了嚴重的問題。

作者集體控訴：出版商在「搶錢」

神秘與驚悚小說作家 April Henry 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質問：「HarperCollins 到底在玩什麼把戲？ 他們對我一本至少 17 年前就已歸還權利的小說提出了 Anthropic 和解索賠——而且同一天我收到一條信用提醒，說他們把我加為他們的僱員！（而他們從來不是我的雇主。）」

知名作家維權部落格 Writers Beware 的作者 Victoria Strauss 表示，她持續收到大量作者投訴，這些投訴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出版商對已經 不再擁有合法權利 的作品（因為權利已歸還作者）提出索賠；二是出版商在只應獲得 50% 分潤 的情況下，試圖索取 100% 的全額賠償。

Strauss 謹慎地表示「不願意將可能由糟糕的記錄管理造成的問題歸咎於惡意」，並指出部分出版商已表示這是錯誤並已要求 Anthropic 修正。但她也強調：「過去兩天我收到異常大量的報告，而且作者們反覆報告完全相同的錯誤——這表明這些不是大型操作中可能出現的常規故障，而是某種更廣泛、更系統性的問題。」

美國作家協會（Authors Guild）CEO Mary Rasenberger 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為出版商辯護，表示她不認為這是「出版商在搶錢」，也不相信出版商「刻意想要坑害任何作者」。她認為這是糟糕的記錄管理和混亂的和解流程的必然結果。

文學經紀公司也加入「分一杯羹」

更令人驚訝的是，爭議不僅涉及出版商。Strauss 表示，她收到投訴稱多間 文學經紀公司（literary agencies） 也在提出索賠要求——這令人驚訝，因為「經紀人並非他們所銷售書籍的權利持有人」。

作者 Courtney Milan（曾任律師助理和法學教授 Heidi Bond 的筆名）在 Bluesky 上更直接地寫道：「顯然有些經紀公司試圖在 Anthropic 和解中索取百分比，我完全不認為他們應該這樣做——搞什麼鬼，給我停下來！」

這一發展引發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在 AI 訓練資料補償的供應鏈中，誰才是真正的利益相關者？如果作者、出版商、經紀公司都在爭奪同一筆賠償金，那麼 AI 版稅分配機制的設計顯然需要更精細的治理框架。

一個棘手的時間節點問題

Milan 和 Authors Guild 也分享了更多關於作者如何對賠償分配提出異議的細節。其中一個棘手的問題是：權利歸還（rights reversion）的時間節點。為了讓作者對一本書提出 100% 的全額索賠，權利歸還必須發生在 2022 年 8 月 10 日之前——這是和解協議中定義的「下載日期」（download date）。

這意味著即使作者的權利確實在多年前已歸還，但如果無法提供明確的文件證明歸還發生在這個截止日期之前，他們仍然只能獲得 50% 的賠償。對於許多與大型出版商合作多年、合約記錄散佚的老作者而言，這是一個近乎 impossible 的舉證負擔。

對企業與在職人士的啟示

第一，AI 訓練資料的版權問題遠未解決。 Anthropic 的和解雖然為使用版權資料訓練 AI 模型提供了某種補償框架，但分配過程中的混亂表明，從「達成和解」到「真正公平分配」之間存在巨大鴻溝。企業在使用 AI 工具生成內容時，仍需關注輸入資料的版權來源，特別是當 AI 工具被用於生成商業文件、市場素材或產品描述時。

第二，AI 供應鏈中的權利治理需要透明化。 無論是 AI 模型的訓練資料、還是 AI 生成內容的輸出，版權爭議的核心在於不透明的供應鏈。這對香港企業的啟示是：在採購或使用 AI 服務時，應要求供應商提供關於 訓練資料來源和版權合規 的透明說明。這將成為企業 AI 盡職調查（AI Due Diligence）的標準組成部分。

第三，合約記錄管理在 AI 時代變得至關重要。 Anthropic 和解中的爭議很大程度上源於出版商和作者之間模糊的合約記錄。對企業而言，當涉及 AI 相關的權利和義務時，清晰的合約條款和系統化的權利記錄管理將防止未來的糾紛——無論是與 AI 供應商的服務協議，還是內部員工使用 AI 工具的政策。

第四，AI 版稅和補償機制將成為新興的專業領域。 隨著越來越多的 AI 公司與內容創作者達成授權或和解協議，AI 版稅管理將成為一個全新的專業服務領域。這為香港的法律、會計和諮詢行業創造了新的服務機會——幫助客戶導航這個快速演變的版權補償環境。

Anthropic 和解的分配爭議告訴我們一個更大的故事：AI 產業與創作者經濟之間的關係，不僅僅是「訓練資料是否侵權」的法律問題，更是「當數百萬美元的補償金流動時，如何確保它流向正確的人」的治理問題。在 AI 無差別地吞噬人類創作內容的時代，建立可靠的權利歸屬和補償分配機制，可能比決定「AI 能否使用這些內容」本身更加複雜。